第三，刑事审判还需要适用最严格的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
但概念则是一种涵摄程序，对象只能以全然具备概念特征的方式，非此即彼(entweder-order)地涵摄于该概念下。职是之故，概念只能指向相互对立关系的事物，如相对权与绝对权，在这其中，不容许有第三者插入。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设计的风险负担规则未与所有权变动模式挂钩，但在买卖合同中采取交付主义（《合同法》第142条），这与《物权法》第23条设计的动产所有权变动模式暗合通曲。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1]1号）的精神，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1年2月15日发出《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京政办发[2011]8号），于第10条规定：自本通知发布次日起，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含驻京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家庭、持有有效《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家庭，下同)、持有本市有效暂住证在本市没拥有住房且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把握和运用法律关系的方法，切忌一上来就利益衡量，而应是逐次使用概念/类型、法律性质、法律构成、矛盾的主要方面、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等方法，会避免解释者主观好恶、主观臆断、先入为主地解释合同，处理案件，酿成背离公平正义。不同处只在于：其选择如此的概念要素，以致在适用概念时，概念要素存在与否的问题可以完全取代评价的问题。系争案件的实质是张利伙同A基金会会计李丽诈骗，应为刑事案件。
再如，甲公司董事会长决定其部门经理章某某与乙公司订立A设备的买卖合同，此处所谓甲公司董事会长决定应为劳动法律关系中权限的行使，或者公司内部管理权的行使，不是民事权利的行使。既然如此，审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仲裁请求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必须先行确定其请求权处于哪个法律关系之中，然后寻觅与之相应的或类似的法律规范，适用法律。萨姆纳由权力概念出发，推出第二组的其他三个概念：豁免、无权力与责任。
本文对法律元语言以及法律关系的理解超出了霍菲尔德自己的理解，因为我们要考察的对象从来都不是静止的。这导致规则的调节、指导作用难以发挥。相反，诫律可能超时代地被表达。以上是特权的核心语义，特权与义务的否定关系显而易见。
清单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相关主体被置于无权利地位。对于某行为，如果立法者尚未决定对待它的态度，它就没有被禁止，也没有被命令，可以说，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豁免都是存在的。
[35]这四个规范的基本模态并非只是在一个层面上简单切分形成的四个基本单元，因为不仅命令与禁止之间存在着否定关系，而且允许与非命令也分别由对禁止与命令的进一步否定而产生。在一定意义上，关联关系是对前面矛盾关系的否定。初级规则并不包含任何次级规则所没有蕴含的东西，反之则不能成立。其中，非命令是对命令的否定，没有被命令为某行为，人们可以不为某行为。
如此作业时，他将概念与它们的‘关联关系和‘对立关系或者class complement联结一体。不仅如此，作为特权主体，若因为他人行为而不能为某行为，人们可以就此提出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所谓推导过程就变成了命名过程，东西已经在那里，研究者的任务只是给他们命名。但他提及的允许是概括性的，包括了狭义的允许与非命令。
命令由两个因素构成：对他人行为之希望，以及该希望之表达方式，只有两个因素都具备时才能构成一条命令。给付请求与停止侵害请求之间的区别就非常明显，二者分别在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中对应不同的处理方式。
【中文关键词】 法律元语言。法律不会制裁这个医生，因为法律也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主意。
[25] 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式是一切内容的本质，参见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35页。[53]冯·赖特认为，立法者不表明态度意味着未予禁止或允许，这是规范的基本表达形式之一。请求权的内容方面为命令或禁止，形式上则是权利性的规定。[26] 参见邓晓芒：《〈纯粹理性批评〉句读》，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规则体系的这些特征是语用学意义上的产物，不是语义学意义上的产物。[1]再后来，拉伦茨又重拾法律关系，将其置于民法学体系中，并强调：法律关系可以包含一个单一的权利以及与之相应的义务，也可以包含许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相互组合在一起的权利、义务和其他法律上的联系。
[45] 由义务和特权组成的矛盾关系在逻辑上处于优先地位，法不禁止即自由具有初始划分的意义，而另一组由无权利与请求权构成的矛盾关系是具有工具意义的。无权利者不可以向特权者提出命令与禁止，换言之，无权利否定了他人对特权主体提出命令与禁止的可能性。
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种主要的内在关联，借助这种关联外在的秩序方有可能得以确立。[54] 参见注[15]，第162、163页。
[58] 沈宗灵先生将权力直接表述为我可以强加，你必须接受。形式是知性的，具有相对确定性。
这种要求的定向性是和义务的定向性相连的。只有在这个角度上，冯·赖特所讲的论断才能被理解：在弱的意义上，当某个行为不被禁止时，它就是被允许的。1.阿尔夫·罗斯的概念推演 丹麦学者阿尔夫·罗斯指出，规范是一种特殊的指令，而义务被看作是唯一不能再被还原的规范性范畴。[40] ［英］尼尔·麦考密克：《大师学述：哈特》，刘叶深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就理论性质而言，他们的论著都偏向于理论证成，都是沿着理论演绎进路展开的。请求权的主体既可以提出请求，也可以不提出请求，不受命令和禁止的约束。
他直接将上述八个概念当作最基本的概念、法律的最小公分母是错误的。霍菲尔德的学生柯宾虽然主张用八个概念已经足够说明法律关系的状况，但他却没能证成此学说，更多的只是在解释与适用的意义上将该学说发扬光大。
如果所有的人都处于无权利地位，没有人能够对特权的持有者提出请求，那么，特权就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绝对权。[62]然而，这张表所呈现的体系并非一种任意构造。
霍菲尔德先后于1913年、1917年在《耶鲁法律评论》发表的两篇同名文章《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概念》[3]指出：清楚理解、透切叙述和真正解决法律难题的最大阻碍之一往往源于这样一种明确或默示的假定：所有的法律关系都可归并为权利（rights）和义务。如某人的意志是要求他人为某行为，他以某种方式表达了这一意志，他便发出了一条命令。从命令到禁止再到允许（命令—禁止—允许），这一历程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允许之下，命令原先所包含的主题可以再现，这不过是行动主体自主的实现方式。罗斯从义务出发推导出其余七个概念。
从特权演进到无权利，内容没有变化，都对命令与禁止予以否定。[44] 参见注[15]，第153页。
一个主体的无资格状态被否定，就意味着其自主地对他人的强制性支配成为可能。所谓的关联关系就是指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容上的一致性。
例如，驾驶行为必须以取得驾照为前提。规范可以分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